■ 张文海
新世纪初叶,安徽省水利厅一行十余人考察淮河水系来到淮阴。从王家营到码头,自然是绕不开的一段。宣传部领导知我是码头人,指令一位副部长和我陪同,兼做“导游”。
车队从治黄夺淮工程遗址西坝出发,经小清口,到宋金对峙的淮河故道,到宋代淮阴故城遗址旧县,到秦汉淮阴故城牌坊,到大清口,一路考察,到达古运河淮阴段三座古船闸之一的通济闸遗址。
站在秦汉古镇南首的大清口遗址,洪泽湖古堰零公里起点就在脚下。由此东望1公里,一座青砖黛瓦的四合院,水墨画般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古运河大堤上,院中一株苍劲虹虬的古银杏树突兀蓝天。
1958年,党中央决策“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从杨二庄到和平乡洪泽湖口,开挖一条淮沭新河。数万民工靠肩挑车推,蚂蚁搬家似地摆下了水利战场。
古运河在淮阴古城段,有三道节制闸,以便漕运进京。这三道船闸,当地称头、二、三闸。头闸惠济闸、二闸通济闸、三闸福兴闸。就是这一年,古运河在福兴闸处拦腰被截断,改道五河口,继续南下杭州而去。曾经的千舟过闸的繁华,只给故里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
那一年,我8岁。一天,开河的民工从工地抬上来一块白色石头,1米多长,60厘米多宽,大约10厘米厚度。在古银杏树下放下后,打来清水,洗净泥污,四周回纹,中间四个阴文隶书赫然显现:“枚乘故里”!
围观的相亲们惊悟:这里铁定就是传说中的老乡枚乘的故居所在。枚乘,是淮阴人的骄傲。史载,枚乘,淮阴人,汉赋大家;其子枚皋,亦以汉赋著称,父子并称“二枚”。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摩挲着俯拾皆是的秦砖汉瓦,如烟往事,历历浮现。
新中国成立时,古运河淮阴段依旧通航。关于“枚乘故里”、“枚乘书院”,只是一个“老人蒲车夕阳”的传说。遗址上满地的碎砖瓦砾,当地人称之为庙台子。仅存的一口破庙里坐着一尊满身乌黑的菩萨,烟尘中隐约看出泥胎上曾经上曾经贴着金箔。1954年,土改工作队为解决三家无房贫农住房问题,批准在“庙台”上搭房建屋。我家是三户人家之一,大白果树落在了我家的屋后面。儿时,我们一群半大的“泥猴子”,常在树下玩耍,爬到菩萨的大腿上、脊背后藏“蒙蒙”。
土改中,我家分了一头黄牛、几亩运河滩地。每天,太阳从运河东岸冉冉升起,父亲把我抱在犁柁上,悠扬的打着呐呐,到运河滩劳作。傍晚,晚霞映照着着枚里人家升起的袅袅炊烟,空气里便荡漾出玉米粥的清香。
因为开挖淮沭河,三闸小学拆迁到二闸,改名二闸小学,校址就在故里后面的盐碱地上。由此,一群大我七八头十岁的孩子,得到了进学堂念书的机会。学校很“秀珍”,一口教室,两个老师,一个姓俞,一个姓王,王老师兼任校长。几十个孩子,分成两个复述班轮流上课。学校虽小,但在枚里人的眼里,她毕竟是2000多年后枚里子弟有了属于自己的“书院”。1962年,小学南面又建起一所初级中学,1971年升格为高级中学。
1958年,枚乘故里地属码头人民公社二闸大队第二生产小队。全大队按自然村庄分成5个小队,每个小队在一起劳动,在一个食堂吃饭。每天蒙蒙亮,钟声响起,社员们扛着一样的农具,来到同一块田头,干着同一种农活。太阳升起来了,小队长便站在庄头,手举洋铁皮喇叭筒,大声喊:“收工吃早饭啦!”社员们又排成队,扛着工具回来,走进进食堂,围坐在从各家集中来的大小高矮都不同的方桌前,吃着一样的馒头,就着一样的猪肉炖粉条。粮食和蔬菜是集体栽种的,猪肉是集体饲养的,粉丝是集体“漏”的。
孩子们也和大人一样,一起到生产队公共食堂吃饭。那锅真大呀,也不知是几十“仗子”的。因为锅大的原因吧,还是因为比较一家一户,社员们管食堂叫吃“大锅饭”。
正当乡亲们唱着“电灯电话小包车一挂”的歌谣,憧憬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时,食堂开始捉襟见肘。干饭换成了照见人的“亡人汤”(稀饭),白馒头变成了“菜多多”,一种用山芋干面包青菜的黑色窝头。再后来,菜多多也没有了,早晚两顿“亡人汤”,中午“胡萝卜香”,就是熟胡萝卜糊撒上点黄豆面,见了就嘴里冒清水。至于猪肉炖粉条,只能是在睡梦中下咽苦涩的口水。
食堂还在苟延残喘,只是饭要打回各家吃。每天放学,我和哥哥抬着小桶量子到食堂打稀饭,按人头一人一大铜勺。那铜勺真大呀,一勺有三大蓝边碗。“亡人汤”名不虚传,头一伸就照见自己黄巴巴的脸;灌到肚里,走路咣当咣当响。因为按人头分,大人多的家庭不够喝。排队打饭时总听到有人恶声恶气地说:“刷锅把戴个帽子也充个人数!”食堂终于不再冒烟。营养不良成了社会问题,我的脚也浮肿起来。
为了生产自救,大一点的同学被退回生产队劳动。那时,我还是懵懂少年。大人愁吃愁喝,小孩照样无忧无虑地生活,都管我们叫“小八旗”。
春天,每天放晚学,“小八旗”们要遵命到书院后的田野里挑野菜。那里的荠菜、小蒜、蝈蝈丁、面条菜,长满原野。我们很快就挑满一篮,但不急着回家,两人一组坐下来玩瓦蛋子。瓦蛋子都是自己做的,从枚里旧址上捡来破瓦,砸碎,磨成5个大拇指大的圆形瓦球。也有人打梭,抢窝里窝。太阳下山,大家一起摑起篮子回家,交给大人洗菜,切菜,和上杂面,炕饼。一家人就着稀饭咸菜,吃得有滋有味。
夏天,中午放学,“小八旗”们书包一放,一窝蜂光着腚跳到书院后的圩沟里捞鱼摸虾。一顿饭功夫,每人都能提着一串大大小小的杂鱼,有“潮鱼”,“昂刺”,“参子”。凯旋归来,母亲们赶紧“刺”鱼,烧给全家“辣馋”。大人说,荒年鱼虾多,是老天给穷人度命的。
秋天,“小八旗”们偷偷爬进运河边的小渔船舱里,找渔夫丢下不要的小螃蟹,悄悄拿回家,放在锅堂灰里烤熟,香喷喷地美食。
冬天到了,大白果树一身金黄。一阵西风,一场秋雨。天未亮,赶紧起床,抢先到树下捡白果,去迟了只能空手而回。白果退掉皮,晒干了,聚着,等过年美美地吃一顿白果红烧肉呢!
熬过三年自然灾害,农民的日子明显好过起来。熟料,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日子又打回了原形。漫长的十年动乱,超过了三年灾害带给农民造成的灾难。枚里人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光,分田到户,社办企业,粮囤子从来没有这么满,腰包从来没有这么鼓。枚里人脸上挂着笑,一户一户赛着拆掉草房盖瓦房,掀掉瓦房建楼房。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小包车一挂”,成了农家生活的真实写照。老人们插呱说:“如今平常无事象过年,潘三穵也端不出这碗饭喽。”那个被称为潘三穵的人,可是解放前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噢。我是70年代末离开枚乘故里的。那时正是“三中全会”的前夜,转眼已经20多年。在古镇街头,一个名叫王珏的老友拉着我的手,连声说:“你侄子长脸了,儿子结婚,门口停着十几部轿车呢!”
是啊,农民不再是穷困的代名词,“枚乘故里”也不再是一块出土文物。2009年,政府拨款,在老先生手植的银杏树下,修复了“枚乘书院”。老先生的鸿篇《七发》,就金灿灿地镌刻在故里的厅堂上。
“秦时明月汉时风,隋唐运河沐春风。”以“枚乘故里”为圆心,2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2300年历史的秦汉古镇,韩信城,甘罗城,韩侯故里,钓鱼台,跨下桥,漂母祠,韩母墓,四龙碑,胭脂湖,惠济祠,关帝庙,风神庙,东文庙、龙华寺、大王庙……大珠小珠落玉盘。安徽的客人即将踏上归程。临别时,他们留下这样一句话:
“如果把大运河申遗项目比作中国文化的项链,那么,枚乘书院就是项链上一粒璀璨的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