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了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何时出现

 ■ 周凯 龚宇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也将早期党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写为1920年8月。但是,有一些党史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如张旭东《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名称考》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名称出现的时间应为1920年11月,“《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党’的旗帜。”唐宝林在《陈独秀全传》中也认为:“1920年6月上海成立的党组织,开始称‘社会党’,11月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出版《共产党》机关报以后,就正式定为‘共产党’。”

那么,“中国共产党”名称的出现,究竟是在1920年的8月还是11月呢?

1920年5月,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展开座谈,开始讨论成立“共产党”组织。施存统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讲:“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当1920年5月间陈独秀、戴季陶诸先生发起组织共产党时,我便在内。”张太雷在1921年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中说:“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支部,是于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组织起来的。”陈望道的回忆说:“大家住得很近,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也讲:“1920年5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们一面觉得只做宣传、研究工作是不够的,有学习布尔什维克的作风,建立严密组织的必要。”此外,董必武1937年在延安回答尼姆韦尔斯访问时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

在建立共产党组织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意见分歧,戴季陶表示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张东荪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不愿介入政治——建立共产党,因而先后退出。陈独秀由此认识到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以个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为首要条件,必须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确立了以个人独立信仰和志同道合者结合者为前提,以单个个人为对象,经过考察了解,把有共同信仰的人吸收进来的建党思路,秘密成立了一个由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组成的革命组织——上海发起组。

上海发起组的成立时间是1920年6月。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写道:“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指陈独秀)。”施存统在1956的回忆中说,1920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他还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1927年李大钊在苏联驻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清楚地载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54 年李达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表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发起组的陈独秀等五人,在建党的基本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这种共识和会议形成的党的组织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党”的组织“原点”,尽管它还仅仅是一个草创的雏形,有许多地方有待完备。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仅凭1920年7月10日的俞秀松日记中出现了“社会共产党”一词这条孤证,认为上海发起组确定的党的名称就叫“社会民主党”,是很不严谨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只能说明上海发起组成立时,有着“社会党”和“共产党”名称的选择问题,初期可能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党”这一名称。因为党的名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慎重起见,陈独秀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张申府进行商议。张申府回忆道:“那时(我们)相当幼稚,发起建党是第三国际推动的,但党的名称,陈独秀于1920年8月间还来信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没有定。后来,维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同意了。”并说“党的建立是1920年8月间”。1920年8月从日本回国的李达回忆说:“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邓中夏说:“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包惠僧也说:“就我的回忆,中国共产党是于1920年夏秋之交在上海成立。”

1920年8月,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等之所以最终决定采用“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原因约有三点:一是由于“第三国际的推动”,名称叫“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意思”,这是主导当时“相当幼稚”的中国先进分子选择的重要因素。张申府回忆说:“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陈独秀)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二是当时欧美国家社会党的分裂传导至中国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好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酝酿成立政党组织,诸如俄国的“社会民主党”、美国的“社会党”等。分析当时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初期组织,可以看出:这些组织成立初期,人员混杂,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大多都冠以“社会党”的帽子。随着第二国际和平改良道路的破产和俄国革命的胜利,西欧一些社会民主党内部开始分裂。这些党内左派纷纷组织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例如,美国社会党1901年创立,吸纳各种社会势力,在1910年达到鼎盛时期,1919年分裂为三派——社会党、共产党、共产主义劳动党;英国社会党1919年分裂为共产党和劳动党。在欧美社会党分裂组成共产党的国际背景传导作用下,必然会使陈独秀等在政党名称上抛弃“社会党”而选择“共产党”。而到中国来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在移民北美时期(1913—1918)加入过美国社会党,1918年春回到俄国后加入俄国共产党(布),他的人生经历也必然为中国先进分子在选择党的名称时提供重要参照。

三是因为陈独秀在1920年8月最终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陈独秀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化为列宁式的共产主义者,关键转折点是五四运动。他在五四后宣称“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他逐步认识到“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1919年12月,陈独秀明确指出:“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不言而喻,他想要建立一个能为全人类谋幸福的政党。1920年2月即开始他的建党历程。最初,也是如欧美早期工人阶级政党一样,探索建立的只是和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各派社会主义者的同盟。5月,由于读到了来自美国的大量共产主义刊物,陈独秀开始接受较为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6、7月间,陈独秀倾向建立“共产党”而非“社会主义同盟”式的“社会党”逐渐占据思想主导地位,因此他反对维经斯基基于加速中国革命成功的统一战线式的建党主张。苏联学者舍维廖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这样认为:“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8月,在第三国际以及李大钊、张申府等的促进下,陈独秀最终决定建立“共产党”,标志着他抛弃了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站到了列宁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陈独秀1920年8月22日在《劳动界》第2册发文也指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黯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文中“像上海的工人团体”之所以“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其原因当然就是指“社会党”这样统一战线式的“社会主义同盟”,由于有许多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派主张改良否定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存在,不能担负革命的工人运动的领导。而文中所讲的“真的工人团体”不是“共产党”又是什么呢?

其实,政党名称的选择就是革命道路的选择。中国国内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国际上标榜议会斗争的第二国际的破产,都证明和平改革之路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行不通。只有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俄国暴力革命道路才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唯一正确选择。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学界将陈独秀于1920年9月1日《谈政治》一文的发表,作为他站到列宁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标志,唐宝林也是基于这一立场的认定,才反对“中国共产党”名称出现于1920年8月一说。事实上,思想成熟的时间,肯定要早于表现其思想的文章发表的时间。这是因为思想成熟是因,发表文章是果。亦即从思想成熟,到形成文字,再到刊登发表,必然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并且,思想成熟这个因也并非仅有发表文章一个果,还可以有见之行动即命名党组织为“共产党”这个果,而这两个果之间可以并行不悖。因而,1920年8月陈独秀将上海发起组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陈独秀站到列宁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重要标志了。

张旭东认定1920年11月才出现“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最大的依据是:陈独秀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首次以“社会党”自称:“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唐宝林也据此条材料认定陈独秀“和他的同志已经公认这个发起组是一个政党,并且此党名为‘社会党’。”这似乎是一条铁证。但是,由于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秘密状态下建立的,在建立过程中受到反动政府严格的盯梢和迫害,陈独秀作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家,怎么会自己把“共产党”成立的机密事件以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通告敌人呢?并且即使是“社会党”,也引起了敌人的警觉。1920年10月16日《申报》:“何丰林电: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1920年10月20日《民国日报》对其进行了转载:“昨阅贵报所载,何专使电称:社会党陈独秀,勾结俄党及刘鹤林等,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等语。”因此,不能据陈独秀的公开发表的文章来论证此时政党名称为“社会党”而不是“共产党”。张军锋在《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中讲:“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吾党’和‘社会党’,实际上就是他和李汉俊、俞秀松等五人秘密组织的‘中共发起组’。”

综上所述,在1920年8月,上海发起组已经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社会党”,更不是“社会共产党”。只不过当时党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即便是到11月份,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的内容也没有向外发表,因而党的名称在当时尚不为社会各界广泛知晓。

(作者单位:中共淮安市淮阴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