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归侨梅超群回忆“昨天的故事”(之二)
听党的安排,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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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成杰 蒋佳佳

1956年的春天,改回原名的梅超群带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奋斗”的信念,只身一人从省城来到苏北,到当时的淮阴专区农林局报到工作。

“我到单位报到的时候,正好是春暖花开、植树造林的好时候,虽然还没有工作经验,但到了工作岗位,就必须要下去。”梅超群对刚工作的这段经历记忆深刻,因为不会骑自行车,刚刚工作的她,一个人、两条腿,走了不知多少路。

“当时我们这边林业工作开展得不是太普遍,人手也不太充足。”所以上班没几天,领导便安排她去涟水县的苗圃指导工作,并事先规定好了来去的时间。梅超群接到通知后,带着满满的工作热情,背上小包就出发,从市区一路走过去,并没觉得涟水有多远。到了苗圃后,当地群众很热情,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眼看就要到了领导规定回城的时间。她连忙收拾上路,带着工作的些许疲惫,回程明显要比去程显得难了些。

天色渐渐暗了,梅超群一路走一路问,“还有多远到淮阴?”沿途群众都跟商量好一样,总是回答“还有十八里路”。走着问着,总是还有“十八里”,梅超群不禁疑惑“这十八里路怎么这么远?”但是,按时完成工作后,领导的赞许仿佛在瞬间缓解了这几个“十八里路”的疲惫。往后,只要有工作任务,领导总是信任她,她也总是认真完成、从不懈怠。

也许,刚工作的她还不懂灵活变通,但是几十年如一日,无论在什么艰苦的环境里、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她始终带着这份初心。

1956年5月1日,梅超群接受组织安排,到当时人手紧缺的淮阴县农林局报到。可报到时间不长,她又被上级抽调加入省林业勘探队,作为队里唯一一名女同志,在盱眙的荒山野岭间开展了数月的勘查工作。每天天刚亮就出发,天黑了才回到驻地,从来不叫苦喊累的她,让队里的男同事都对这个刚工作的小姑娘竖起大拇指,“后来工作结束,大家在我的纪念册里留下了对我的好评和希望,成为我一生工作的动力。”这段工作经历深深地刻在梅超群的记忆里,无论什么样的境遇,她总想着同志们对她的肯定和期许,一路坚持。

后来,又因为她归侨的身份关系,在机关工作两年后,就被下放到了当时的棉花庄镇胡庄生产队。在农村和村民同吃同住一年多后,才回到果林场从事水果种植。60年代初期,从事林业工作的人渐渐多了,又多少受到身份关系因素的影响,1963年,组织上又将她安排到果林场供销社做起了营业员。离开林业系统,一别就是20年。

难能可贵的是,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梅超群总是听从组织安排,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工作的几十年里,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都对她交口称赞,光是各类“先进个人”的奖状,她一人就得了40多张。她总说,“以前我什么苦都吃过了,后来的生活我总是觉得满意。”

在50岁左右时,她又回到林业系统工作。那时淮阴开始推广杨树速生林种植,虽然做了20年的营业员,但回到老本行,梅超群还是很激动,为了快速进入角色,她又拾起年轻时一人独走几个“十八里”的精气神,独自到邻县泗阳去学习杨树新品种的种植技术,并带着树苗回来试种。

“我们后来搞了西玛、露易莎等4个品种,在淮阴推广种植很成功,还获得了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奖。”那个年代,杨树因为生长迅速、木材质量又好,一时间成为百姓致富的“绿色银行”,梅超群作为第一批杨树推广种植的技术员,在这其中功不可没。

为了更好地指导乡镇做好这项工作,她在50多岁的时候,还坚持学会了骑自行车。但因为她工作来去总是一个人,再远的地方也是骑车去,为这个家里人没少担心,自己也没少吃苦头——有一次被人撞了、落了水,她还是自己爬起来,继续去工作。现在提起当年这些事儿,她总是说“我本来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比起党和国家对我的恩情,这点苦不算什么。”